在传播学研究领域，常识理论与现场理论是理解媒介信息生产、传播及社会影响的重要分析框架，两者分别从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互动情境出发，为解读媒介现象提供了不同视角,既有理论分野又相互补充。
常识理论通常指植根于日常生活经验、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知识体系，其核心特征是经验性、自发性和共识性，在传播语境中，常识理论体现为公众对媒介内容、功能及影响的朴素认知，媒体反映现实”“新闻追求客观”等观念，这类理论通过社会化过程代际传递，未经系统论证却具有强大规范力量，从功能上看，常识理论为社会互动提供认知基础，降低沟通成本；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——容易固化刻板印象，忽视权力结构对“常识”的塑造作用，当公众默认“女性更适合从事照顾类工作”时，实则是将性别分工的建构性结果误认为自然规律，传播学者常通过批判性研究揭示“常识”背后的意识形态隐蔽性,如媒介如何通过重复特定叙事强化某些群体对现实的认知框架。
相比之下，现场理论更强调具体情境中知识的生产与协商过程，具有情境性、动态性和建构性特征，该理论源于符号互动论，主张任何知识都是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通过互动生成的“临时共识”，在传播实践中，现场理论关注媒介内容如何被不同受众群体在具体场景中解码，同一则政治新闻，支持者与反对者可能基于自身立场、群体归属和即时情境，解读出截然相反的意义，现场理论揭示了传播的“意义不确定性”，强调受众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生产者，社交媒体时代的“迷因传播”正是典型例证：用户通过改编、戏仿原始文本，在亚文化社群中生成新的共享意义，这个过程完全脱离创作者的初始意图，体现了现场理论中“意义在互动中诞生”的核心观点。
两种理论的差异可通过传播实践中的对比进一步明晰，在媒介效果研究中，常识理论往往预设媒介具有直接强大的效果（如“暴力镜头导致青少年犯罪”），而现场理论则关注受众在具体情境中选择性接触、理解和记忆信息的复杂过程，在媒介生产领域，常识理论将专业规范（如“客观报道”）视为普适标准，现场理论则揭示这些规范如何在组织压力、商业利益等具体情境中被协商甚至颠覆，当媒体在突发灾难报道中采用情感化叙事时，表面违背了“客观性”的常识,实则是在特定情境中与受众建立情感连接的现场策略。
两种理论的互补性体现在对传播现象的立体解读中，常识理论为社会传播提供宏观背景，解释为何某些观念能成为主流；现场理论则深入微观互动，揭示这些观念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重构或抵抗，研究“网红经济”时，常识理论可分析大众对“成功捷径”的普遍认知如何推动流量经济，现场理论则能考察粉丝社群如何通过互动仪式（如打榜、应援）赋予网红商品符号价值，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，使传播研究既能把握社会结构性影响,又能捕捉个体能动性的发挥。
相关问答FAQs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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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常识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有何关联？
答：常识理论常被意识形态理论视为“自然化”意识形态的工具，当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通过媒介重复呈现，逐渐被公众视为理所当然的“常识”时，意识形态便完成了隐蔽的渗透。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被当作常识，实则维护了特定生产关系的存续，常识理论的经验性特征使其比显性意识形态更具渗透力,而批判研究正是通过解构常识来揭示权力运作。 -
问：现场理论如何解释算法推荐下的信息茧房现象？
答：现场理论认为信息茧房并非算法单向建构的结果，而是用户与算法在具体互动中共同生成的情境效应，算法基于用户历史数据推送内容，但用户会通过主动搜索、关键词调整等行为与算法协商，形成个性化信息环境，用户可能在浏览娱乐新闻时接受算法推荐，但在获取政治信息时主动切换信源，这种“情境性抵抗”说明，茧房的形成既受技术逻辑影响，也取决于用户在特定需求场景下的互动策略，体现了现场理论中“意义协商”的核心观点。
